作者丨翟晨旭

三月份，很久不在微博里提三国时代的易中天，在粉丝的追问下，再一次聊到了相关的话题。

他说：“当今国际形势与春秋战国不同，也与三国时期不同。拿本《三国演义》就来指点江山，玩玩可以，当不得真。当了真，轻则打脸，重则会被打得满地找牙……”

沉默了许久的易老教授，说起三国来似乎还是如当年初登《百家讲坛》那般犀利，时局的事不置一词，但你看了就懂了。

依稀之中，时光仿佛，七十多岁的易中天在历史的长河中挥斥方遒，满满都是自己年轻的模样。

踏着解放战争的硝烟，1947年，易中天出生在湖南长沙。

大概几年前，央视播出了一档真人秀节目《客从何处来》，里面就讲到了“长沙伢子”易中天通过“寻根”的方式，在湖南探寻自己家族史的故事。

年轻时的易中天

过程很有意思，这里就不多赘述了，只能说易家当年在湖南不说是钟鸣鼎食，起码也算书香门第了，按照咱以前讲过的作家来看，过去这号家庭出来的一般都有点文艺天赋，木心如是，马未都如是，易中天也如是。

只不过，年轻的易中天生晚了。

往前没赶上木心受业的“黄金十年”，往后没赶上老马所在的改革开放。

1965年，不到二十的易中天响应国家号召，窜到了新疆建设兵团“上山下乡”，再往后一年，十年动荡开始，学是没得上了。

后来易中天自己无奈地说：“其实所有倒霉的事情都被我们赶上了。

长身体的时候是三年困难时期，所以我们都要么瘦要么矮，正好是长知识的时候遇上山下乡。”

对当代文学史熟悉的朋友应该能理解，上山下乡这事算是对50后左右这批作家影响最大的一件事了，虽然踩在了“40后”的尾巴上，但易中天也不例外。

他在新疆一待就是十几年，并在新疆成家立业。

一开始去新疆可能还是凭着一腔懵懂的热血，但在看了本苏联小说《勇敢》以后，易中天逐渐坚定了自己的理想，开始做出了长留新疆的准备。

到了1978年那会，易中天已经成为了建设兵团某高中学校的老师了，假如没有那条石破天惊的消息，他的一生也许会一直在这个岗位上，最多升任一个副校长的职务。

那年年底，中央宣布恢复高考和研究生考试。

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注意到前半段，但易中天这人天生就有点邪劲，那会儿也才三十出头了，实在是不好意思去和自己学生一起参加高考。

所以心一横，直接跳级，拿着高中学历去报考了研究生考试。

这波操作确实很刺激，但结果也很刺激，易中天凭借良好的底子，一举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，三年后毕业，并留任讲师，算是顺利进入了学术体制内。

这份工作来的并不容易，因为研究生想直接留在武大本身就很难，更何况易中天还是高中生直接窜上来的，自然引发了一批“老先生”的不满。

赏识易中天的武大老校长刘道玉把报告都打到教育部了，这才给他把工作安排下来。

不过借用易中天后来在《品三国》中的话来说“孙氏入吴,基础不牢;老大一死,地动山摇”，易中天这手根基不牢，让他在之后的十年里吃尽了苦头。

虽然在学术系统待了大半辈子，但易中天对这个系统仍然没什么好印象。

他给了十六个字的评价：中央集权、计划经济、行政干预，等级观念。一直到退休，易中天都认为自己是这套系统的受害者。

在武大十年，易中天的课都以“叫好又叫座”出名，谁都知道中文系来了个年轻的讲师，讲课跟讲段子差不多，发展到最后，易中天的教室里座无虚席，连走廊上都坐满了旁听的学生。

当然，课堂得意，职场不见得。

嬉笑怒骂皆是文章的易中天开始被武大的老人们针对，他没读过大学的弱点被无限放大，这导致他连续十年都卡在讲师的职称上，而他本应早在1986年就有机会晋升副教授。

笔者几年前曾访问过一次武大，沿着珞珈山的小路溜达了一圈，许多教授的和职工楼都坐落在其间，年代感十足，周围景色美则美矣，估计住起来的感受恐怕不太美好。

那会儿易教授一家三口闷在三十多平的筒子楼里面，一住就是十年，想必过的是很窘迫的。

讲这些的目的不是为了衬托易中天后面的励志和春风得意，而是必须得说明。这十年的打磨，对于易中天的写作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因为《品三国》实在是太火了，以至于很多人都记不得易中天当年是干什么的了。

易中天当年在武大，念的中文系，教的是文学理论和美学，都是相当抽象的学问，第一本出版的著作《〈文心雕龙〉的美学思想论稿》，现在也没什么人提了。

老校长刘道玉的退休，可以看作是让易中天离开武大的“最后一根稻草”，这背后当然有很多作为学者所不为人知的辛酸泪。

但如果仅仅以“待遇不公”去定义易中天在九十年代前后的一种转变，是比较狭隘的。

1992年，易中天的人生转折之年，厦门大学求贤若渴，把易中天从“太热”的武汉大学捞到了气候宜人的厦门海边。

厦门大学给出的承诺是：“想研究什么课题，就研究什么，学校都不干预，也不设行政级别，但参加院务会议”。

正是这样的“待遇”，成就了后来的易中天，三年以后，一本《艺术人类学》就写了出来，这当然属于跨学科的范畴，但易中天还是凭借这本书，在全校的投票中，获得了正高的职称。

“那时只看学术水平，没有学术腐败”，易中天这样解释道。

但也在那几年里，易中天的思想也开始发生了转变，他接受了好友林兴宅的建议：做一个学术，一定要有一个结果，要么对现实有用，要么对将来有用，都没用，那就别做。

这种思想，支撑着易中天走向了一条“世俗化”的道路。

在某种意义上说，易中天这条路，走的其实是余秋雨的风格。

后者作为前辈，比易中天先行了十年。

余秋雨八十年代那会已经成为了全国最年轻的正高级文科教授，也写出了大部头《中国戏剧史》，但最后还是以《文化苦旅》等随笔而火遍大江南北。

而易中天也是如此，学术领域固然做的是曲高寡和的东西，但从他的第一本随笔《闲话中国人》开始，就一发不可收拾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所以在后面的采访里，易中天一直很认可余秋雨的风格。

易中天自己也承认：“余秋雨先生是先行者。该不该走是一个问题，走得好不好是另一个问题”。

伴随着这种想法，易中天在厦大渡过了十余年的时间，2006年在“百家讲坛”开讲《品三国》，最终大红大紫，成为了“学术超男”，不得不说，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长时间的思考积累。

当时刚接《品三国》那会，易中天并不知道，这个节目会有多大的影响力，也不清楚到底该讲多久。节目的策划人给了他个大胆的建议：要讲，就干脆来一年。易中天一咬牙，应了下来。

之后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，那一年里，易中天常常往返于北京和厦门的航班里，随手带着本《三国志》，翻一翻，形成稿子，去了北京就讲。

和许多其他登上“百家讲坛”的教授比，易中天显得尤为“年轻力壮”，一天之内录五节完全不是问题，许多语段信手拈来，妙语连珠之间，带着一种老派知识分子的冷幽默。

很多人都是因为《品三国》的讲课去成为“易粉”的，但其实，易中天的文章犀利程度，还在其讲课的视频之上。

《品三国》是一个机遇，但绝不是成就易中天的唯一因素。

易中天似乎始终是易中天，不曾因为成名而改的面目全非，《品三国》之后的他，无非也就是一个知识分子，逐渐走向了“公众知识分子”的范畴，尽管这个词如今饱受争议，但易中天乐此不疲。

他的博客一直坚持更新到2018年，做的全都是历史科普和杂谈一类的东西。

例如他写了一篇长文，细细地反驳“教科书”里的所谓“封建”概念，也许读的人并不多，但七十多岁的易中天，一直还在做。

我常常想，也许是这种心态，促使着易中天从2013年前后，开始隐居去写《易中天中华史》，准备用自己的角度去把中国史煌煌五千年去梳理一遍。

这个想法未免大胆，加之易中天本非专业，这让他收获的批评远多于赞扬，加上战线拉得太长，以至于颇有虎头蛇尾之嫌，最终这套书在写到明代以后，不再有后续。

恍惚间，易中天也已经是年近八十的老人了，那些在06年曾经鲜活过的三国的英雄和传奇们，最终落寞于新的时代。

易中天身处时代中，他的文字和思想都存在争议的空间，但正是因为这些争议，世界才显得真实和有趣。

正如易中天自己评价的那样：“我不是专家型的学者，我只是一个探路的人，是一个趟地雷的人，随时都有可能牺牲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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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丨夏夜飞行